其实，大米的价格涨价是最低|平湖方言

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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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 0 发表于: 2017-07-03 11:03:33 , 来自:浙江省嘉兴市

在1959-1961年，是全国经济困难时期，当时大米黑市价2元/斤，是偷偷买，特别紧张。
1962年下半年起，形势慢慢好转。
1963年起，全国全面落实《人民公社六十条》，按政策生产队能分超产粮。

1964年下半年我就读平中高中，黑市议价在0.28元/斤。
当时我学晶体管收音机，将家里拿来的米出售，以换取晶体管元件。
现在大众大米不到3元/斤（精制米不在此列），该是涨幅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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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17-07-03 11:17:12 , 来自:浙江省嘉兴市

附《人民公社六十条》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121/00/8378385_4424466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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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17-07-04 11:15:07 , 来自:浙江省嘉兴市

当时我刚上初中，虽然并不懂事，可宣传《六十条》是大张旗鼓。
当时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
1963年开始，丰产的生产队开始分超产粮。

在六十条之前，毛主席指派他的秘书田家英，了解农村、农业、农民。
他驻在浙江，以富阳、嘉善为重点，与当地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可田家英的身份是保密，只知道他是下放人员。有谁知道他是毛主席派来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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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3 发表于: 2017-07-04 11:22:48 , 来自:浙江省嘉兴市

田家英（1922年—1966年），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人。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他担任秘书期间的表现，是应用写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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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 发表于: 2017-07-04 11:25:31 , 来自:浙江省嘉兴市

《我随田家英在浙江农村搞调研》
作者：薛驹（1987年3月至1988年12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全文http://www.zgdsw.org.cn/n1/2015/1225/c244516-27977825.html
节选：
田家英到杭州后，与浙江省委领导江华、林乎加等同志商量，按照毛-泽东抓两头的指示和调查方法，决定调查组分成2个小组，一个小组在嘉善县选一个最差的生产队（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一个小组在富阳选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当时浙江省委要我参加田家英中央调查组工作。两个小组在田家英统一领导下工作。调查的重点是三个方面：（1）公社化以后几年来的情况和问题。（2）整社以后干部问题的具体调查分析。（3）《十二条》贯彻后群众的反映。
　　随后，在田家英率领下，我们到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作农村调查。我们对和合生产队从土改后到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全部历史作了详细调查。
　　我们一到和合生产队，就同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吃饭上公共食堂，一日三餐稀饭，白天访贫问苦，上门串户，晚上打稻草地铺，集体睡觉。我们采取串门个别访问、分阶层召开各种座谈会的方法，选择了两户贫农、两户下中农、两户上中农，对六户家庭解放以来的劳动、经济、生活状况的变化，进行了算账对比，还请来老贫农、老雇农、老中农和生产队长各一人，进行促膝长谈，有问必答，连续谈了五六天。对这个生产队从历史到现状，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到农民的吃、穿、住、行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了解。当时作调查，发现问题并不难，问题成堆，到处都能见到，难的是调查组能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群众和基层干部敢不敢实话实说。和合生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历来是个鱼米之乡，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前5年每年都为国家提供不少的商品粮。到1958年、1959年，说是生产“大跃进”，实际上是年年减产。我们问过几户社员，都不知道有多少产量，但都说是减产，到底减产多少让我们去问干部。我们找到生产队干部，他们也是支支吾吾讲不清楚，经过反复耐心地找老农民和干部谈话、查账，谈家史、社史，才基本上搞清楚情况。
　　粮食问题。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在“大跃进”中，和合生产队从1958年粮食大丰收时上报的每亩粮食包产指标400斤，不断加码到600斤、800斤、1000斤，实收只有439斤。1959年“反右倾”以后，包产指标订到979斤，但实收只有436斤。1960年，在公社党员大会上宣誓订的粮食亩产指标是1800斤，最后是大减产，算来算去得出的数字是291斤，比新中国成立前正常年景的350斤还要低。我们去的时候，这个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三餐稀粥，有的小队甚至断粮，出现了饿、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社员们说“上面吹牛皮，社员饿肚皮”。社员一年收入只有21.27元，辛苦一年最后落了个倒挂户。魏塘公社有个生产队的集体收入平均每人一年只有17元，一年劳动还不如社员养两只鸡。
　　食堂问题。我们调查组每天到公共食堂吃稀饭，但社员都是打回家去吃，问他们能吃饱吗？他们就反问我们吃饱了没有？一天黄昏，我们从食堂出来，闻到一股烟味，抬头见几户人家的烟囱正在冒烟，我们走进去，看到的是用砖头临时搭起的“灶头”（办食堂时社员家的灶头都拆掉了），锅子放在上面烧。他们揭开锅让我们看，锅里是胡萝卜、羊头草等野菜加上从食堂打回来的稀粥。有一个胆子大的女社员给我们讲了公共食堂的一大堆问题：一是办食堂“一平二调”，各家的炊具、桌凳都被搬去无偿使用；二是把部分自留地收归食堂当菜地；三是浪费大，漏洞多，把生米煮成熟饭要经过五道滴漏（米桶——淘箩——加水——下锅——社员的饭钵头，一斤米变成八两粥）；四是有的干部开小灶、多吃多占。社员的意见是食堂应该解散，但是在会上他们不敢说。因为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公共食堂是作为“共产主义萌芽”而建立起来的。有位省级领导干部就因提过不同意见，结果受到批判和撤职处分。
　　生产队的规模和核算单位问题。在调查中许多老农民异口同声地说，办初级合作社时最好，十几户、二十几户人家，自愿结合在一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分配单位，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分得到，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并社升级以后，一个和合生产队，要管11个小队，南北十多里路，望不到边，一年分配只有几十元，吃大锅饭，哪里有劲搞好集体生产。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有的同志主张，应该调整生产队的规模，把核算单位放到当时的小队；也有的同志则怀疑这样做就会倒退到初级社了。后来，我们在和合生产队进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的试点工作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把和合生产队划分为南宇、西桥、新农三个生产队，把生产指挥权交还给了生产队。
　　田家英和我摸清了和合生产队的情况后，又到了富阳县的五星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是个比较好的生产队，几年中生产没有大的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也没有大的下降，究其原因，是这个生产队在“五风”流行的情况下，以老农和生产队干部为核心，有组织地抵制“五风”。他们对来自上面的生产瞎指挥，采取了应付官僚主义的政策。如粮食亩产、产量分两本账，一本是对付上级检查的，一本是自己掌握的。为了强调实行密植，上面规定一亩下种子120斤，他们将部分煮熟的谷子，当做种子下地入土，上面派人检查时，为了使干部不受批判，路边种得密一些，里面仍然照常规，检查团查过了，干部就过关了。他们由于采取的这套对策，没有遭受严重损害。我们在五星生产队调查了一个星期，粮食产量依然摸不清底细。我们调查组的同志分别找会计、仓库保管员、生产队员，和支部书记谈心，大家才交了底、说出了实情，会计拿出了第二本账。田家英听了他们的生动汇报之后，肯定了他们这套“防风林”的做法。
　　在田家英的领导下，我们整个的调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如对食堂问题、生产队规模问题等都作了细致的调查，对调查材料进行了集体分析讨论，实事求是地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调查中，许多情况使我深深体会到，上面的高指标压出了浮夸风，“反右倾”逼出了假报告。浮夸风是自上而下层层下达指标逼着虚报而造成的，“五风”的盛行，确实直接破坏了生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那些貌似革命的口号，也会造成饿病逃荒的严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