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塔路片区要征收啦？老嘉兴人道出的这段历史你造吗？

• 新蓝网·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
• 2017-11-11 08:41

核心提示：好消息，甪里街北侧的东塔路片区要征收了！这一次，不是捕风捉影的传闻，白纸黑字写着，在民北社区一些居民楼前的布告栏里，贴上了《旧城区改建意愿征询公告》

好消息，甪里街北侧的东塔路片区要征收了！这一次，不是捕风捉影的传闻，白纸黑字写着，在民北社区一些居民楼前的布告栏里，贴上了《旧城区改建意愿征询公告》

这些日子，总有居民围着看，议论纷纷。在征收范围内，划出了民丰新村、冶金新村等地块，根据省、市相关规定，如果征询之后居民同意改建率达到90%，将启动下一步征收程序。

对于嘉兴而言，东塔路片区具有特殊意义，它关乎历史，关乎城市，也关乎个人。

在宋、明时期，这里曾是豪门旺族的居所，此后屡遭战火摧残，繁华散尽；这里见证了旧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也曾融入新中国建设的火热浪潮；这里曾创造了嘉兴工业发展史的辉煌，也经历了后计划经济时代的没落……

在这里，曾有多少南湖儿女挥洒汗水，让青丝变成了白发；又有多少大厂子弟从这里出发，奔向了更广阔的社会舞台。

这里时代变迁的点滴，既叩问着历史的起承转合，让人喟叹不已，也在讲述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唤起了老嘉兴人久远的记忆。

时间

在这里仿佛停滞了

如今，东塔路片区主要是民丰厂和当年冶金厂的职工宿舍楼，除了有一些新居民临时租住，不少还是当年两大厂的老职工。

谢水木今年75岁，是民丰厂的退休职工，他头发花白，生着两道下撇的浓眉，看上去总是笑呵呵的。

11月7日下午，老谢走出社区老年活动中心，迈着小步子，在小区里转悠。

时光在这里仿佛停滞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老楼，由红砖清水砌成，树影斑驳间，三五成群的老人围坐在弄堂口和房前屋后喝茶聊天。

老谢总能遇见老同事。“夏师傅，出来遛遛啊？”“潘师母，要回去做饭了吧？”在他的口中，还是原来工厂里“师傅”、“师母”这样的老称谓。

一面围墙上，画着几幅“小红帽”志愿者学雷锋的漫画，老谢指着其中老人磨刀的漫画说：“这画的是我。”作为老党员、老先进，他的话语中仍透着很多当年的印迹，“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退休后，老谢专门学了磨刀的手艺，先是免费帮别人磨刀，后来社区创办了“雷锋角”工作室，他便隔三差五参加志愿服务。

老谢还结对了社区里一位80多岁的孤寡老人，这是他当年一个车间的老同事，无儿无女，老谢有空便去他家看看，帮忙干点家务活。

老谢在东塔路一带生活了大半辈子，人头熟，哪儿都“门清”，“这些平房和两层的职工宿舍，是上世纪60年代的；那些三四层的车厢房，是‘文    革’时造的，还有这些楼房，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那是有卫生间和厨房的。”

他自己住在民丰一村，这是1982年单位分的房子，一晃也住了30多年，一对儿女成家后早已搬走，如今剩下了他们老两口。

老谢的房子在这里算是“豪宅”，56平方米，两个房间，不仅有外挑的阳台，还有独立卫生间，“当年真的是蛮好的房子，不过和现在不好比了。”

路过民丰新村一排格外破败的老房子，很多地方水泥墙体已经脱落，修修补补的。老谢说：“这是民丰厂最早的一批住宅楼，想当年，这里可是只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才有资格住的，里面还铺着木地板。”如今，这些“模范楼”已经成为这片区域最颓败的地方。

老谢老了，胖了，腿脚不利索，在东塔路走了一会儿，就有些气喘，不过他脑子里记的事情挺多。“这里原来是冶金厂的仓库，现在租给外地人开早餐店。”老谢一边吃力地避让车辆，一边介绍路两边的老房子，“这里原来是个游泳池，已经关了很多年了。”

“人老了，房子也老了，都成老古董喽，是该变变了。”老谢指着一个库房改成的店面说，“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弹棉花的铺子，很少见吧？”

东塔路，便是原来的东塔弄，虽说“弄”改成“路”，其实还是条不宽的巷子，一旦两车交会，老谢都得把身体紧靠着路边的围墙，好让车过去，一段路走下来，他的袖子上已经擦满了白灰。

东塔路的尽头有一所新居民子弟学校。老谢说，每逢上下班高峰，回家的、接小孩的电动车、汽车来来往往，堵成了一串，人和车都得慢慢“撸”着走。

“没办法，几十年的老路，太窄，我又太胖。”老谢打趣道，“刚退休时我才150斤，现在都200多斤喽。”

抗争

藏在一幢幢居民楼里

东塔路片区的居民楼有着浓浓的时代特色，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残留物，这里虽有岁月留下的浓浓余韵，但也不免暮气沉沉。

房屋大多老旧了，随处可见立面剥落的墙体和蜘蛛网般的电线；挽着菜篮子、端着大茶杯的多是些退休老人，慢慢悠悠；偶有年轻人，行色匆匆，为生计奔波，一搭话，多是操着外地口音的新居民。

在这些老旧小区里，顶层漏雨、下水管堵塞、线路老化……老房子的通病这里全都有，由于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居民和老房子之间的“战争剧”每天都在上演。

76岁的吴铭是原来冶金厂的下岗职工，做了30多年的电工，他的“斗争对象”就是老房子里不断老化的电线。

11月8日下午，在冶金一村2幢305室，吴铭没有出门，正在房间里捣鼓家电，音箱里放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歌。

在他的家里，家具、家电堆得满满的，狭窄处走路得侧身，电线“爬墙”，横七竖八，只有一面墙挺干净，挂着一幅老吴当年的军装照，照片上的帅小伙23岁，一身戎装，英武帅气。

刚分到这间房时，老吴就把这张照片挂上了墙，如今已经过去了47年，“西边那一排梧桐树，是我住进来第二年栽的，当年从厂里环卫处领来的树苗，种了20棵，活了16棵，现在有三层楼高了。”

冶金一村原本没有卫生间，2005年旧房改造时，在走廊外加盖了卫生间，终于让居民扔掉了使用多年的马桶。“最头疼的是电线，麻烦永无休止。”老吴这些年一直在和这些老化的线路较劲。

1969年冶金一村建房时，老吴正在电工班，是他和同事布的线，为了节省成本，用的是铝线，“当年我去厂里领电线，一看就问，怎么是铝线？对方说，没法子，只有这。”

当年用电量不大，铝线还能凑合，如今就不行了，高功率的家用电器越来越多，加上线路老化严重，电线短路、烧断的小事故一桩接一桩。

老吴觉得，这是自己当年埋下的“隐患”，不能甩手不管。邻居哪家买了高功率的家电，他就上门去重新排线，有了专业人士的“推波助澜”，居民家的线越拉越多，“我自己家的电线也是乱拉的，总不能还像七八十年代那么过日子吧。”

老吴考虑到小家电存在安全隐患，就把一些居民家的电器拿回家重新检查。久而久之，哪家电线烧坏了，都上门喊老吴。今年3月份，一户人家由于超负荷使用电器，导致墙体内的线路烧断，老吴义务上门服务，请人来敲开墙体，重新布线，忙活了一个星期，才解决了问题。

老吴所在的这幢楼有30户人家，原本都是冶金厂的老职工，后来，迁的迁，搬的搬，如今只剩下了8户，看着老同事一个个搬离，左邻右里、其乐融融的氛围逐渐淡去，他意识到当年大集体般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2006年，老吴和老伴瞅着存折上攒下的15万元，第一次有了买房搬家的念头，于是老两口接着存钱，“钱凑够了，房子又涨价了，一次次错过了。”

“眼看存钱买房无望，便开始等拆迁。”如今，眼瞅着房屋征收摆上日程，老吴又有了盼头，“日子总得越过越好，国家政策好了，让我们赶上了好时候，如果能征收，我至少还能享受十几年吧！”

人生

总是跌宕起伏

把时光回拨49年，那时，吴铭和谢水木都风华正茂，一个27岁，一个26岁，刚刚从部队退伍，有着大好前程。

两人都是军人出身，在部队练的是擒拿格斗，退伍后都有机会进入公安系统，但在那个“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得最嘹亮的年代，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工厂。

吴铭入伍前在中专学了电机，于是进了冶金厂的电工班；谢水木则一头扎进了民丰厂的车间，当起了三班倒的造纸工人。

“当年大伙儿的劲头可真足啊，忙了一天，晚上还要参加党员学习。”谢水木从基层做起，干活卖力，思想进步，从普通工人做到了车间主任、中层干部。

吴铭先在电工班从事机械电力维修，成了业务骨干。后来他调到厂总机，在他的手上，冶金厂总机从最初的人工交换机升级到了全自动交换机，大大提高了通讯效率。

当年的民丰厂和冶金厂都位列嘉兴叱咤风云的“五大厂”，这些大厂就像标签一般，贴在了这座城市工业发展之路的路名牌上，成为那个时代的代名词。吴铭和谢水木经历了这两个国营大厂最辉煌的年代。

在改革开放之初，全国进入大生产、大建设时期，吴铭所在的冶金厂生产的钢材供不应求，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地。

作为第一批被授予国家一级企业称号的民丰厂当年的盛况，老谢说得津津有味，“咱们车间可是个大车间，一、四、八号3台造纸机都在这里，工人有500多人。”

那时，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庞然大物，展现了蓬勃的生机和惊人的生产力，也为职工提供了外界难以企及的福利待遇。

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在这些大厂得到充分体现。为解决工人住房问题，这些工厂在嘉兴最早建造工人新村，还建造了食堂、医院、学校，甚至灵堂，为职工提供由生到死的一条龙服务。

“当年的民丰厂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还有给职工进修的职工大学。”谢水木说，职工子弟大多在民丰学校读完高中。

“厂里有大礼堂，每逢周末放电影，后来有了电视，厂里给职工宿舍装了闭路电视，可在家里看美国大片。”吴铭说。

而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而言，既有内部油然而生的优越感，也有外界钦羡的目光。

在那个普通家庭没有浴室的年代，大厂的浴室是职工的特殊福利，如果有人认识大厂职工，能被带进厂里洗个热水澡，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民丰厂的职工浴室一直延续至今，每周一、三、五开放，供厂内职工使用，这在当下已不多见，于是，每周这三天，也就成了谢水木的“洗澡日”。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五大厂”为代表的嘉兴国企风雨飘摇、辉煌不再，嘉兴产权制度改革拉开大幕，破产、兼并、收购、重组……伴随着巨大的阵痛，职工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

这时，小伙子已经熬成了老师傅。1996年，吴铭下岗，自谋出路；1998年，谢水木选择了内退。

相比老谢，老吴的境遇更为窘迫，她的爱人也是当年“五大厂”之一毛纺厂的职工，早他几年下岗，加上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一家人顿时入不敷出。老吴因为有技术，去了外贸公司，当了5年的电工，之后到了退休年龄，又去一些宾馆做零工，直到2006年因患恶性肿瘤动手术，才算歇了下来。直到近年来，老夫妻两人退休，孩子成家，境遇才渐渐好转。

往事

如今都付笑谈中

抛开个人的境遇，向历史深处望去——东塔路因古迹而得名，如今在此寻觅古迹，收获寥寥。

在冶金一村，现存一座老碉堡，被一圈铁栏杆围着，内部被居民用于堆放杂物。这座碉堡机枪眼朝北，外墙水泥很厚，据说是当年日寇侵华的罪证。碉堡之上，堆放着几块圆柱形的基石，这是东塔拆除后的遗物。

董雄退休前在市地名办工作，如今是《南湖区志》的主编，他对东塔路、甪里街一带的历史文化颇有研究，他的讲述再现了一段超越人们记忆的历史画面，从而显得更加深邃。

董雄介绍，嘉兴在唐代筑城之后，甪里街、东塔路一带渐渐形成街市，宋代之后，这里成为城外人口密集的居住区和繁盛的商业区，名门望族的宅邸相连，万家灯火。附近的东塔、东塔寺以及朱买臣墓都是嘉兴的胜迹。

“朝代更迭，战乱频频，盛衰更替，几多喟叹。”董雄说，在此之后，东塔路一带便开始经历“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轮回。

东塔路的一次劫难来自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倭寇，此后，明亡清兴，这里再度毁于入关清军的烧掠，但是经过康乾盛世的建设，这一带又重现繁华，直到清末，一切又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之中。

“到了民国年间，这里满目荒草废墟，只有几间小屋和草棚零落散布，一座残塔守望在河畔，一些外地人在此开垦荒地，种菜度日。”董雄介绍，直到1923年，嘉兴人褚辅成在这里创办了禾丰造纸厂，作为民丰厂的前身，该厂首创国产卷烟纸，是国内闻名的造纸企业。

位于民丰厂以东不远的冶金厂，前身是创办于1951年的铁厂，1957年迁入此地，此后发展成为部属企业，鼎盛时期职工有3400多人。

1958年“大跃进”运动，国家大干快上，在老厂发展的基础上，一家家大型工厂在甪里街一带拔地而起，民丰、冶金、毛纺、绢纺、嘉丝联则是其中的翘楚，被称为嘉兴“五大厂”。

董雄说，上世纪60年代初，在民丰厂和冶金厂之间，还是一片菜地、桑园和荒坟，直到此后两大厂兴建工人新村，这里才热闹起来，可惜的是，东塔在1966年被拆除，在原址建造了冶金一村。“2005年，我在东塔弄转弯处还看见一堆东塔的莲花基石，如今，已不知所踪。”

此后许多年，在嘉兴工业经历急速发展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转折，以“五大厂”为代表的嘉兴国企举步维艰，有的已经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有的浴火重生，又经历了一番轮回。

在董雄这位历史研究者看来，时代在飞速发展，当繁华落尽，东塔路既有一种来自历史文化沉淀的骄傲，也有一种经历激情燃烧岁月的淡定，未来，值得期许。

记者手记

有些值得铭记

有些值得期许

时代车轮滚滚，几多盛衰更替。从当年的繁华之地到毁于战火摧残，从民族工业的崛起到改革开放的新生——如今，面临征迁的东塔路又将经历怎样的轮回？

如果说，东塔的倒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彻底消亡，那么，以“五大厂”为代表的嘉兴国企，则是嘉兴改革开放道路上的试金石，正因为如此，经过洗礼的嘉兴工业才在此后释放出了新的活力。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嘉兴国企的辉煌岁月是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这里有激昂的号角，有豪迈的青春，有南湖儿女为了信仰和理想奋斗的激情岁月，这一切值得彪炳和铭记。

然而，城市发展的脚步总是和时代车轮合辙而行，当时代的车轮碾过，这里留下的，除了老嘉兴人对过往辉煌的追忆和对如今落寞的喟叹，更应有对未来的展望和期许。

比如吴铭和谢水木这老哥俩，虽然东塔路一带的征收工作才刚起步，他们都已开始谋划自己的新生活了，“咱们这代人吃过太多的苦，也该享享福了，以后日子总会比现在好。”

历史和时代的发展正是如此：在极盛转衰中留给后人思考，在破旧立新中积攒发展的力量。有时，历史初看上去像来来回回折返跑，但从更深远的历史时空透镜中看，一切都在阔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