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兵  

自己放在心尖尖上疼的宝贝，被保姆虐待，任何父母知道了都要崩溃。据媒体报道，福州的张先生通过监控发现，保姆打他1岁多的孩子，甚至捏鼻强灌米糊，令孩子差点窒息。保姆不得不请，但请回的是天使还是恶魔，似乎成了一件碰运气的事情。

要点速读

在一个信任度极低的社会中，接纳一个陌生人照顾自己的孩子，无异于一场大型生活冒险。

家政业防范风险的机制，总结起来无非三点：家政人员专业过硬、中介尽职把关、法律监管。

一份职业，应该让人知道何为职业精神和职业尊严，保姆业也应该如此。

把婴幼儿交付给一个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照料，本身蕴含风险

如何为孩子找一个专业又职业的保姆，简直是城市家庭育儿的头号痛点。

针对孩子的看护，一种是月嫂（专业叫法“母婴护理师”），同时护理产妇与新生儿，工作周期一般为1-2个月。另一种就是普通的保姆，孩子度过婴儿期后就由普通保姆来照顾。

而城市的双职工家庭，很难完成独立带孩子的任务，父母又年老体衰，精力跟不上，所以保姆是一种刚需。请保姆无外乎两个渠道：1.通过亲朋好友介绍 2.通过中介找。但这两种方法都各有缺点，找熟人，做得不好想辞退，有个不好开口的问题；通过中介找，很难知根知底，哪个都不能让人完全放心。

与其他服务业相比，保姆更贴近人们私密的家庭生活，更容易和家庭成员建立起亲密的非血缘感情。但同时也蕴含着更高的风险。孩子没法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愿，离开了父母的监护，就只能靠保姆的自觉。近些年，保姆照顾不好孩子、打骂孩子、给孩子喂药的报道不少，甚至还有保姆带着雇主孩子上街乞讨的奇葩案例。

对父母来说，在一个信任度极低的社会中，接纳一个陌生人照顾自己的孩子，无异于一场大型生活冒险。

成熟的家政行业应该有防范风险的机制

请保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信任问题。现代社会，在血缘、乡情等天生的纽带之外，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要靠契约解决，受法律保护。家政业的信任机制，总结起来无非这几点：家政人员的专业能力、中介把关、法律监管。

先说保姆素质。家政业对从业者的能力和品格要求都不低，许多国家都设有系统的家政职业培训体系。在日本，各高等学校，特别是国立大学都设立了家政学部，并成立了一些专门的家政大学。英国家政学校的课程非常丰富，乔治小王子的西班牙保姆玛丽娅·波拉洛，就毕业于英国知名的家政大学诺兰德。据说她除了攻读社会学、心理学、儿童护理、历史、文学和教育等课程外，还学习了怎样把窗帘布改制成戏服、怎样给婴儿换尿布、怎样煮美味佳肴等家政技巧。

再说中介把关的作用。香港人雇佣菲佣有很长的历史，一般首次雇佣菲佣，需要通过外佣中心作为中介，外佣中心既要取得香港政府颁发的雇代理牌照，还要取得办理外佣所属国家发出的认可牌照。而中介机构对每一位受聘的菲佣都建有档案，内容详尽，包括受雇人在菲的表现、家庭情况、经济环境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还有菲佣在香港工作的经历，各位雇主对她的评价，每次更换雇主的原因，语言能力，可以接受的工作以及特长。这样，雇主对待雇的菲佣的情况便一目了然，初选后还要进行面试，就具体细节进行询问交流。（参见《香港人为何热衷于雇请菲佣》）

周末在中环广场休息的菲佣，已是香港一景

法律主要是保障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的权益。还是以菲佣为例，香港的《标准雇佣合同法》明确规定了菲佣和雇主的权益，雇佣合同一般为两年，期满后，如双方愿意还可以继续签订两年的合同。合同对两方权责规定得十分细致，包括工作内容、食宿安排、薪酬、带薪假期、保险等等。现实生活中若出现什么纠纷，一切按合同办事，也就免去了一些无谓的纠缠。

但中国的家政业还处于原始阶段

对大城市普通的双职工家庭来说，雇佣保姆其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一些家庭的感受是——付出了金钱，却没有获得与之匹配的服务品质。

保姆缺乏职业技能是普遍现象。大多数保姆从农村来，学历不高，她们会做基本的家务，但越来越细致的分工让她们无所适从；做看护的保姆，则大多缺乏必要的医学、营养学、护理知识。

缺乏职业精神则是雇主最难忍受的问题。《上海家政服务业调查报告》显示，雇主最怕保姆想做就做想走就走，原先说得好好的，做不了两天就走人；有的保姆爱嚼舌根，随意散布主人的隐私；有些保姆爱偷懒，不盯着就磨洋工，“请了个保姆，早上睡到我出门上班她还没起床。”“孩子晚上哭成那样都不醒，害得我半夜提心吊胆。”还有的保姆手脚不干净。

除了保姆的能力素质问题，本应负责把关的中介，也难以帮雇主分忧。许多中介公司就是草台班子，根本不会也没有能力对保姆的职业能力、职业精神、从业经历进行跟踪和评估。

法律对家政人员的保护也不够。目前家庭保姆等家政服务人员不属于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家政业不被劳动法调整。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一般只是达成口头协议，并无书面雇佣合同，也没有最低工资的限定，更谈不上带薪休假了。

更重要的是，职业技能容易习得，但职业精神和职业尊严却不能速成

过去能请得起保姆的，都是大户人家。在大户人家当差的，也都不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反倒有一股职业尊严在。而现在两方的门槛都降低了，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多。

在中国，保姆面临着双层尴尬。一方面是社会目前并未给予她们人格平等和职业尊严。在公众眼里，保姆是个被人瞧不起的职业，年轻和文化程度高的人都不愿入行；另一方面，中国人确实缺乏服务精神。经济学者王福重发过这么一条微博：“在中国，想找个合格放心的餐厅服务员，小时工，保姆之类，非常难。除非给领导服务，比如大会堂的服务工作人员，中国人是不会耐心甘心用心伺候人的。发展服务业，这是最大的短板。”这话说对了一半，中国人曾经也是能伺候人的。只是中国服务业者的地位历经剧烈起伏，一会儿不入流，一会儿是“大爷”，一会儿又要奉顾客为上帝，却始终等不到“平等”二字。对一份职业没有认同，当然就谈不上职业精神。职业技能可以通过培训迅速习得，但是职业精神和态度，却非一朝一夕之功。

电影《桃姐》中，仆人桃姐的全部心思都在于怎么照顾好主人一家，她具有自己的职业尊严。而主人则报之以宽厚和大方，使仆人衣食无忧，并且悉心照顾。虽然这种“主仆情谊”在现代社会已经很难存在。但也提供了一种范本，雇主和保姆，即使不能拥有亲人之间的情谊，也该做好分内之事，互相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