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上海孤儿”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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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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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 0 发表于: 2020-08-25 17:11:26 , 来自:浙江省嘉兴市

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的故事，要从上世纪50年代末讲起。

那是灾祸频仍、饥馑遍地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年底，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已经聚集了3000余名孤儿，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良，嗷嗷待哺。而弃儿仍在上海街头不断出现，可是上海也快断粮了。
当时的全国妇联主任康克清紧急面见周恩来总理，请求从内蒙古调运一批奶粉救急。周总理说：“康大姐，请你直接与乌兰夫商量，看看他能否有办法从内蒙古调一些奶粉过去。乌兰夫可是解决困难的能手啊！”
康克清正准备前往内蒙古，碰巧乌兰夫到北京开会来了。
那时内蒙古牧业遭受了特大灾害，不少乳品厂都停产了。乌兰夫返回呼和浩特后，立即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就可以调去些奶粉，但也只能解决一时困难。
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思忖半天开口道：“我建议把这些孤儿都接到内蒙古来，分配给牧民去抚养。”
乌兰夫用手一拍桌子：“咱们想到一块了！历史上牧区疾病泛滥，牧民缺儿少女，非常喜欢小孩，如果把这些孤儿送给他们抚养，既可以减去上海等地区的负担，又可以解决牧民缺儿少女问题，对将来牧区发展建设也大有好处嘛！”
乌兰夫考虑问题很细致。虽然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但这样做会使这些孤儿将来都变成蒙古族的后代，这是否有违民族政策呢？想到这，他直接打电话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在电话中说：“你们想得很周到，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何乐而不为呢！”接着又说，“上海那边很着急，每天都有孤儿患病死亡。你们最好抓紧时间，先把孤儿接管过去，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同上海的同志磋商。”临了，周总理以他特有的细致，一再叮咛，“要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安排好！”
这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务！
因为整个世界那时都注视着大饥荒中的新中国。
一个重大的决策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上上下下变成了一次伟大的行动。由自治区卫生厅牵头组织力量，安排人力、财力，布置接运孩子。凡有接待孩子任务的盟、旗，立即成立保育院，要在孩子到来之前做好一切准备。
乌兰夫的指示简洁而果断：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自治区卫生厅在“1960年移入儿童设备购置费明细表”中列入的品名，使人感到这仿佛是一群细心的妈妈在为即将诞生的孩子精心筹备：小木床、小毯子、小桌子、小椅子、便盆、澡盆、枕头、毛巾；而4500块尿布，不只让人联想到洗涮的劳累，那些尿布将会铺垫起一些关于成长的喜剧，给困难的岁月平添一份愉悦。
粗糙的黑黄色的麦草书写纸上，蜡纸打印或刻印的一份份工作总结、汇报，如今仍保存在内蒙古档案馆，这些资料真实地记录下1960年三千孤儿北上的历史。
6月，呼和浩特市组成17人赴上海接运组，接运100名；
7月，伊克昭盟，19人接运小组出发，接运100名；
8月，哲里木盟，17人接运小组赴上海，接运60名；
呼伦贝尔盟⋯⋯巴彦淖尔盟⋯⋯包头市⋯⋯
如同战争年代的支前，乌兰夫把整个内蒙古各个盟市都动员起来了。锡林郭勒盟组成了70多人的庞大接运组，先后到上海、常州两地接运了338名孩子。

乌兰夫看望锡林浩特幼儿园的“上海孤儿”
南雁北飞。人们想象得出那些日子里洒在北去列车上的欢乐和汗水，那是接运小组不眠的日日夜夜！
这就是被后人称为“当时最大规模人道主义人口迁移”的大转移。从上海蜿蜒北上的铁路记载了这些孩子的生命轨迹，他们被爱怜地称为“上海孤儿”。这不是简单的搬迁，对于大的五六岁、小的只有几个月的孩子来说，这无异于一次艰难的征途。
汽车、火车，然后又是汽车，还有勒勒车，甚至马背。
运载孩子的列车，不分昼夜，穿过祖国的大地。车厢里，保育人员、医护人员三班倒，昼夜交替照管着孩子。喂饭喂水、把屎把尿；临时妈妈们眼里布满了血丝，嘴上长起了水泡，却没有一句怨言。
车过长江，再过黄河，炎夏即刻变成凉秋；先前，夜里得给孩子扇凉，现在得给他们添衣。不耐气候的转换，许多孩子出现感冒、腹泻，临时妈妈们又添了几倍的劳累。
由于日夜的劳累和对南方的水土不适，保育员景秀英在列车上患了急性肠胃炎。她忍着疼痛，一手捂着肚子，一手忙着照料孩子。六天之后，孩子顺利到达呼市。景秀英见到托儿所的领导，说了句“我身体不争气，没有很好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便一头跌倒在地，休克了过去。
天气渐冷，巴彦淖尔盟财贸部特批1000多尺尿布、100多斤棉花，还有棉被用布上千尺。
呼伦贝尔盟保育院为孩子们订了这样一份食谱：
4—6个月的婴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10时牛奶；午后2时牛奶加菜水或米汤；下午6时牛奶；晚10时牛奶。
7—12个月的幼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7时30分牛奶、馒头；10时30分牛奶；晚6时30分牛奶粥；晚10时牛奶。
大班儿童：一日三餐，每天一次早点，一次水果。
也许在今天的孩子看来，这些食谱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在困难时期，这样的食品意味着什么，问一下家里长辈，他们也许会为这些当年难得的食品而落泪！巴彦淖尔盟接到上海来的孩子时，正赶上奶牛场乳牛生病，大量死亡，没有鲜奶，医院赶快购置奶粉。可是奶粉质量不高，孩子吃后消化不良。盟委立即批准医院购一头荷兰奶牛，每天挤奶十多公斤，维持了20多天，直到奶牛场能继续供应鲜奶。
呼和浩特保育院30岁的保育员马玉珍则用自己的奶汁喂养了一个五个月大的女孩。马玉珍正有一个吃奶的儿子。她看到这个嗷嗷待哺的“上海孤儿”身体瘦弱，营养严重不足，又不吃牛奶，心里十分着急，就用自己的奶水喂养这个小女孩。这样一来，原本就吃不饱的儿子更饿得哇哇哭，可小女孩的面色却日渐红润起来。
草原母亲献出的不只是乳汁，她们还把鲜血献出来，汩汩地流进孩子们的血管。当麻疹等疾病危及孩子们的生命时，伊克昭盟保育院的职工们挽起衣袖，伸出臂膀，2500毫升殷红的血浆流进孩子们的身体，筑起抵抗死神的掩体。
锡林郭勒盟西苏旗保育院80％以上的职工都给孩子们献过血，其中有一名职工先后献血15次。这是一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我们谨以人类最伟大的称呼“母亲”为他们命名。
到1963年，内蒙古一共接收了约3000名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孤儿，成为安置“上海孤儿”最多的省份。这些孤儿小的才几个月大，大的也只有七岁。多年后，乌兰夫的女儿云曙碧这样回忆：“牧民们纷纷从数百公里外的草原赶来，把孩子接回蒙古包，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照料，用最好的牛奶或羊奶喂养他们，教他们说蒙古语、唱歌、跳舞、骑马、打猎，供他们上学读书⋯⋯”
那之后，岁月的河静水流深。草原上的“上海孤儿”渐成没有多少人知晓的北方往事。隔了千里关山和半个世纪的流水光阴，遥远得都像一个秘密。
永远的草原额吉
这样一段悲壮凄婉的往事，后来催生了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如电影《额吉》，长篇小说《静静的艾敏河》及同名电视剧，纪实文学《国家的孩子》及同名话剧，等等。

电影《额吉》剧照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马利曾被这段草原往事深深打动。她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翻阅了“一大堆灰黄的旧纸档案”之后，那些简陋记录当年上海孤儿北迁的史料深深吸引了她，“往事依然活着”，还原历史的真实有助于“认识国家、民族以及我们自身的昨天”，透过这些故事的奇异色彩，可以清楚地看懂其深远价值。于是，她“下决心引导读者去聆听历史的诉说”，全身心地投入到《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的写作之中。那是1997年。
2009年5月，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所在的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修订重印《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我特地写了一篇修订重印记，和张阿泉先生的《小人物的遭际折射大时代的风云》共同刊于《内蒙古晨报》，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生活之色丰富，历史故事魅力不减，其中流淌着鲜血、眼泪和汗水，而更多的是高歌、欢笑和生命重生，充满着人性的光辉和美德的昭示。那些曾经的孤儿经过草原乳汁的哺育、北方大地的滋养和磨练，都已长大成人，在各个领域中发挥着作用。他们勤劳朴实、胸怀宽广、尊长护幼、自食其力，成为了地道的草原人⋯⋯当然，还有那父母双全‘孤儿’的亲人团聚（如出版行业前辈钟叔河先生与其女钟鲜鲜重逢之事），叙写出古老歌谣中另外一段悠扬长调⋯⋯”
经年之后，我与《草原往事》的导演陈黎明相遇在锡林郭勒草原，他讲起当年拍摄影片时见到的一个个已经风烛残年的草原额吉，旧话重提，她们用古老的蒙古语、一贯的淡然语气说：哦，要想想，人家（孤儿）的母亲不容易！
据护送孤儿的同志介绍，这些孤儿多数是被遗弃的。有的生下来就被丢在医院、产房，有的失去父母流落街头。他们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都是公安或民政部门收留下来，送到育婴院抚养的。内蒙古民政部门将这些孤儿全部有计划有组织地交给无子女或少子女的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家庭领养，也有的交给汉族家庭领养。每个家庭来领养孤儿时，医务人员和保育员都要逐个介绍孤儿的身体情况、个性习惯，交待抚养方法、注意事项。
在电影《额吉》中，草原母亲们手捧哈达，张开宽大的蒙古袍，迎向幼小的孤儿，把孩子们搂进怀里。“严冬时靠毡子御寒，灾难时靠人心取暖。”这是草原上流传千年的古语。额吉用蒙古语对着孩子呢喃：小可怜的，为什么要哭呢？孩子们不懂蒙语，但是可以读懂她们眼里的慈爱。一位蒙族母亲因为一个小女孩拽着她的袍子不放，视为腾格里赐予的缘分，不惜用赛马换了奶牛来养育孩子。爱是恒久的诺言，草原母亲一诺千金，无论面临多么困难的处境，也要把这些“没长大的小马驹”培养成“优秀的摔跤手”。于是，在蒙古额吉给小羊羔唱起《劝奶歌》古老的旋律中，在静静的艾敏河畔，在高高的苏鲁锭下，这些“国家的孩子”一个个成长为草原的孩子。
真实的故事比电影更要感人。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草原，有一位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好阿妈”的蒙古族老人都贵玛，她以草原宽广博大的胸襟养育了28个来自南国的孤儿。

“草原母亲”都贵玛

1961年，“上海孤儿”被送到草原时，正在托儿所工作的都贵玛只有19岁，但她却勇敢地承担起照顾28名“上海孤儿”的任务。年轻的未婚姑娘和28个咿呀学语的孩子组成了临时大家庭。喂奶、喂饭，穿衣、保暖，都贵玛硬是没让一个孩子挨饿、受冻，直到这些孩子全部被牧民领养。1980年，都贵玛再次张开了草原母亲的怀抱，收养了年仅四岁的孟克吉亚和他的哥哥，直到他们娶妻生子。
在医疗条件极差的年代，为了牧区的新生命，都贵玛专门学习了医疗技术，先后为牧区40多位妇女接生，亲手迎来了一个个杜尔伯特草原上的新生命；都贵玛自己的家境并不宽裕，但她却长年累月侍奉着非亲非故的巴图道尔吉老人，还时常帮助周围贫困户的牧民子女。
如今已经近80岁的都贵玛没有生育，却儿女成群；她家徒四壁，却还经常接济旁人。她是草原一个最普通的家庭妇女，就像草原上的山丹花一样朴实、一样红艳。
张凤仙曾经是内蒙古镶黄旗卫生院的一名卫生员。在各地牧民领养孤儿的过程中，最后还剩六个比较大的孩子。张凤仙与丈夫商量后，把这六个孩子都领回了家。一次，镶黄旗粮食局给他们发放15公斤大米作为救济粮，张凤仙步行去旗政府背粮。一路上大雪纷飞，她差点冻死在路上。她自己虽然没什么文化，却倾尽全力给孩子们创造学习条件。受到了正规教育的六个孩子，两个考上了重点大学，两个参军入伍成为军官，两个留在内蒙古当了公务员。
在照料孩子们的几十年中，张凤仙积劳成疾。但直至去世，几个孩子都始终叫她张阿姨，而没有叫她一声“妈妈”，因为张凤仙告诉他们：“你们是国家的孩子，我只是大草原上普通的一员。国家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再苦再累，也要把你们养大成人。你们在南方有自己的父母，你们就喊我阿姨吧。”在蒙古族牧民的习俗中，并没有死后立碑的习惯，但在张凤仙去世后，几个孩子给她立了一座碑，墓碑上刻着：“母亲张凤仙之墓”。在坟前，他们流着眼泪喊了一声“妈妈”。“我们六个就想让世人都知道，这里安息着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孩子们说。
高尔基曾经说，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那是神。爱是怜惜，是悲悯，是恒久忍耐、永不止息⋯⋯
几乎所有被收养的孤儿都自豪地说：“我们是草原的孩子！”他们将青春、梦想与大草原紧紧相连。其中很多人即使南归，也一直与千里草原息息相通。
电影《静静的艾敏河》的导演宁才感慨：“如果一位母亲收养了一个孤儿只能说明这一个人善良的话，那么一个草原养育了3000名孤儿，那就一定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了。在这背后的，是蒙古族人的生命意识。”
茫茫草原，往事并不如烟。40多年前草原额吉倾心养育、3000余名“上海孤儿”北地重生的真实故事将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成为遥远的传说，抚养这3000多个孤儿的草原母亲，她们的个体生命终将逝去，但她们整个群体集聚和铸就的精神犹如一曲蒙古长调，悠扬远传，承续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