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第13版“思想周刊·智库”栏目刊发了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的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
刘志彪、张晔来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其中，曾任南京财经大学校长的刘志彪目前是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2017年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这一观点从目前各地卫计委披露的人口出生情况中得到验证：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了约15%-20%。这意味着，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还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未来十年内我国的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约40%。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上述文章指出，“少子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由此，刘志彪、张晔在上述文章中提出，“我们认为我国鼓励生育的措施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应对政策。”
“短期内，应全面放开生育，优先发展幼教产业和公共托幼服务，加强国家义务教育体系。”文章指出，“立刻全面放开生育。我国女性的生育高峰在25-30岁。从人口结构来看，1975-1985年出生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强，但目前已过最佳生育期，二孩积累效应将释放完毕。而90年代人口相对减少，加上生育观念改变，指望这部分人担当生育重任不太现实。只有1986-1990年回声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总数高达1.2亿，又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且目前仍有2年左右的时间处于最佳生育期。应利用这一时间窗口，立刻全面放开生育。”
中期内，上述文章建议：建立生育基金制度，并妥善利用好存量的社会抚养费，通过花费较小的经济手段来鼓励家庭生育；延长产假并建立育儿假制度；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等等。
譬如，在社会抚养费方面，文章建议提取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生育补贴，减轻财政压力：“目前不应再对超生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相反我们应提取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长期内，上述文章指出，待以上政策效应递减时，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对多孩家庭和女性再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对多孩家庭给予财政补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章最后还建议，生育政策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性：“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向中心城市迁移，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口大量流失。我国东北地区以及部分计划生育执行较严格的地区，人口老龄化尤为严重。相反，东部一线城市仍然面临着人地资源紧张和极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应制定鼓励生育政策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程度，制定地方性的人口政策。这样不仅能促进人口发展的地区均衡，而且可总结各地试点经验，为下一步大规模实施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