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嘉善陈志平
乡村文化在农村是永远不可缺少的精神生活内容。
如今镇里、村里发展了，“文化礼堂”比比皆是，乡村舞台到处都有，人们有了更多展示自己才能、为乡亲奉献精神食粮的机会。
今天要讲的却是嘉善过去的那段岁月——
解放初的时候
我才五六岁，那时土地改革、宣传《婚姻法》、抗美援朝、选举人民代表等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农村展开。
县里来了工作队，发动农村青年学唱歌、跳舞、打腰鼓、打莲湘，把一个偏僻“远乡下”搞得热火朝天。
我们这批孩子一到晚饭后，便屁颠屁颠跟着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到村公所，看他们唱啊跳啊。
汽油灯把村部前的大砖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年轻人一直要热闹到半夜才恋恋不舍散去。
那个时候，有些村还配合各个运动排了好多节目，甚至排了大戏。
那时，只要有人家请，演出有人看，大家就相当满足了。这是乡村文化解放后的第一个兴旺期。
上世纪60年代
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大成人，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务农。
有这么个“文化人”回到农村，乡亲们自然求之不得。没多久，俱乐部主任、团支部书记的帽子一个个往我头上套。
好在自己在学校里也是个文艺活跃分子，编编、唱唱、拉拉、吹吹都有点“三脚猫”，很快就把大队俱乐部搞起来了。
那时县文化馆正在提倡编、讲革命故事，出黑板报，搞业余文艺创作。馆长何焕等一批文化干部，潜心辅导业余文化骨干，开展各项群众喜闻乐见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
其间，全县创作了不少好作品，涌现出许多农村文化工作积极分子。
里泽公社的故事员吴锦明、洪溪公社的周永年光荣地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周永年的新故事还讲到了北京团中央会议上。
我们在业余时间编节目，搞创作，组织俱乐部文宣队到生产队循环演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改革春风吹拂到乡村文化这棵老树的枝头，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第三个兴旺期来到了。
家乡大通和全县各地一样，建起了文化站，各个村办起了俱乐部。
中小学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青少年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参加俱乐部的人越来越多，文化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俱乐部之间互相交流演出，甚至应邀去毗邻地区的乡村义务演出。
记得有一次曾随我们乡俱乐部的文艺宣传队到平湖秀溪乡所在地大齐塘搞过一场毗邻地区的联合演出。
那是1978年年末将至的一个晚上。我们为了准时演出，下午3时就集中出发。20来个人分坐在两条5吨的水泥船上，带着简单的道具和乐器，4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两人一组，一人把橹、一人拉绑（连接船和橹头把柄的用棕线绞成的粗索），便“吱呀吱呀”地摇着出发了。
一路上，年轻人不甘寂寞，时而相互邀唱，时而两船比谁快，船上人各自为自家船呐喊助威，活像五月端午节赛龙舟。
那个时候，参加俱乐部活动，搞乡村文化，大家也都是义务排练、义务演出，来去步行，高高兴兴，毫无怨言，最多借个赤膊船（没有篷的船）摇来摇去，那是已经很满足的了。
现在想来，心里依然是热乎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