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在中国人眼里，兔子是一种长耳雪白、温顺可爱、没有攻击性的动物，网上对中国的昵称“我兔”，也是取义于“人畜无害小白兔”。
这样一种兔子的形象，其原型毫无疑问是家兔，因此“兔年”经常翻译成“Year of Rabbit”而非“Year of Hare”（野兔之年）。然而在十二生肖最早有记载的时候，名列其中的兔子其实远非如此。
兔子的多重形象
对古人来说，兔子让人印象最深的特点既不是“纯洁”也不是“可爱”，而是繁殖能力强，尤其是高速的奔跑能力——因为他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不是家兔，而是野兔。
《龟兔赛跑》故事人所共知，但寓言中为什么要把兔子设定为乌龟的对手？因为其奔跑之速，与乌龟恰是两个极端，欧洲野兔（Lepus sinensis）奔跑的时速甚至可高达72公里。虽然现在《龟兔赛跑》故事的各种版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兔子画成已被驯化的家兔。但实际上，这个故事最早出自伊索寓言，古希腊所指的“兔”可以肯定是野兔。
龟兔赛跑。/Wiki
在有些欧洲语言里还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痕迹：英语“hare”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名词“野兔”，二是作动词用，指“奔跑、飞奔”。该词的词源是原始印欧语的*khas-（灰色），因为野兔的毛色以灰色为主，这是它们在野外环境下的隐蔽色。
古代中国人对兔子的印象其实也是如此。像“兔起鹘落”“动如脱兔”这样的成语，都是形容动作极为敏捷。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可能都好奇一点：关羽胯下那匹神骏无比的宝马，为什么要叫“赤兔”？“赤兔”相传是一种少见的瑞兽，但之所以用来命名骏马，原因很简单：在古人眼里，野兔是奔跑极快的动物，因而从“兔”衍生出“飞奔”的含义。试想一下，普通马的时速一般仅20公里，达到40公里就是骏马了（所谓“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时速也就是这个水平），这仍然赶不上全速奔跑的野兔。
《三国演义》剧照。
历史语言学者周及徐发现：“在上古汉语中，骏马常称‘兔’。”《吕氏春秋·离俗》：“飞兔、要褭，古之骏马也。”高诱注：“飞兔、要褭，皆马名也。日行万里，驰若兔之飞，因以为名也。”这里的“兔”，其实是“奔跑迅速”之意，假借动物之“兔”。
根据古音来源，“逸”甚至“虎”（於菟），都得名于“飞奔”，周及徐得出的结论是：
“良兔”“赤兔”非“兔之良者”“兔之赤者”，“飞兔”亦非“兔之飞者”。它们的意义分别是“优秀的快跑者”“赤色的快跑者”“飞一般的快跑者”。
从两汉时起，月亮中开始出现一只兔子，后来演变成捣药的玉兔，经常是以嫦娥怀抱小白兔的形象出现。但实际上，在历史的早期，玉兔推想起来也应该是一只野兔。所谓“乌飞兔走”“乌踆兔走”这样的成语都表明，当时月亮里的兔子是与太阳里的三足乌相应而言的，而“兔走”本身也隐喻着时光流逝之快速，否则就很难解释得通了。
逐兔：一种被遗忘的文化
从现在的考古出土材料来看，十二生肖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兔子也已名列其中，奔跑迅速的野兔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为什么能扮演重要角色？
这与当时贵族偏好的田猎生活是分不开的，因为和农民不同，贵族需要在狩猎中操练军事技能，这项活动集军事演习、体育和娱乐于一身，繁殖力强、奔跑迅速的野兔是最常见的猎物之一。细想一下就不难明白，像“狡兔三窟”这样的成语，所指的当然是在野外打洞的野兔。经常打猎的贵族自然会留意到野兔的这种习性，也正因此，当时人们才不时以此来取譬。
Francisco Goya, The Quail Shoot, 1775。/Wiki
《诗经·周南》有一首《兔罝》，开篇便是：“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这原本是贵族狩猎的图景，但后人对此已颇为陌生，俗解以为“兔”是指“於菟”（老虎），大误。闻一多在《诗经通义》中，引述许多材料证明《兔罝》之“兔”不是兔子，而是老虎；陈子展《诗经直解》也说：“《兔罝》民谣，猎兔者之歌。劳者歌其事，当为猎兔武士自赞，否则为民间歌手刺时，盖奴隶制社会已有武士一阶层为奴隶主之爪牙矣。”程俊英《诗经译注》：“这是赞美猎人的诗。诗人在路上看见英姿威武的猎人，正在打桩张网捕兔，联想这些猎人的才力，是可以选拔为保卫国家的武士的。”
野兔、野鸡、狐狸，基本上是贵族射猎的主要对象，所以经常“雉兔”“狐兔”连称，这才有“兔死狐悲”的成语。《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也就是说，周文王的宫苑，谁想要去打猎野鸡、野兔，都能进去。前642年，狄人攻灭卫国，“围菟圃”，这地方很可能是卫国贵族平日狩猎的禁苑。晚至西汉初年，梁孝王的宫苑也叫“兔园”。
正因为带猎犬射猎野兔是常有的事，所以《战国策·楚策四》中才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这大抵类似于现在说“不见兔子不撒鹰”。这种逐兔的游猎经历，对上层人物来说是极好的娱乐，所以秦丞相李斯在临刑前夕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李斯列传》）
纪录片《了不起的兔子》截图。
先秦时代有一著名的狡兔“东郭逡（㕙）”，据说奔跑极为迅速、灵敏。《战国策·齐策三》载淳于髡讲故事说：“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这一故事广为人知，西汉刘向《新序·杂事》借宋玉言：“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㕙，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緤，则虽东郭㕙亦不能离。”
这一逐猎的场景后来也被用于隐喻秦国吞并山东六国。《战国策·秦策三》载范雎对秦昭王说：“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放韩卢而逐蹇兔也。”现在我们都知道“逐鹿”是指争霸，实际上，古语“逐兔”也喻指争夺帝位，如《后汉书·袁绍传》：“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三国演义》第六十回：“益州天府之国，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今刘季玉不能用贤，此业必属他人。今日自付与将军，不可错失。岂不闻‘逐兔先得’之说乎？将军领取，某当效死。”无论是“逐兔”还是“逐鹿”，都源于打猎场景。
汉帝国建立时，论功行赏，一些功臣自认披坚执锐、战功卓著，不服萧何只是“徒持文墨议论”而占据高位，汉高祖刘邦反问：“你们知道打猎的道理吗？”他以打猎作为比方说，“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萧何出谋划策就像后者，是“功人”，而他们这些人所起到的作用更接近猎狗，是“功狗”。这番话至少可见一点：当时这些君臣，对打猎的场景都非常熟悉。所谓“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人人都懂。
从野兔到家兔
至此，我们也能回答另一个问题了：原先那个作为奔跑迅速象征的兔子形象，为何被人淡忘了？因为我们现在早已远离了古代那种追逐猎兔的社会文化环境。
农业文明的兴起，尤其是铁制农具的大规模应用，使得土地开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1970年代北方的平整土地运动有助于我们理解那时发生了什么：“这些运动，改变了古老田野的原始面貌：荒地开垦了，池塘填平了，密布田间的百年老树被伐倒，木草丛生的巨大坟丘被搬掉。田地的平坦和整齐，给世代繁衍其间的鸟兽，带来了灭顶的危机。野兔绝迹了，鹰也消失了踪影。”
野兔因为喜欢打洞，对农田来说其实是害兽，农田的开垦一步步压缩了野兔的生存环境，繁殖再快，也经不起滥捕滥杀，一些地方当时卖兔者很多，乃至“积兔满市”（《吕氏春秋·慎势篇》）。地处中原的宋国，早在战国之后就已“无雉兔鲋鱼”“无长木”（《战国策·宋卫策》），西汉时“曹卫梁宋，采棺转尸”（《盐铁论》卷一），连做棺材的木料都缺乏。“守株待兔”的故事出现在宋国，想来也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田土尽辟的地方，野兔本来就很少，不去好好努力，却指望偶然的幸运，这当然会被看作愚不可及的笑料。
[清] 冷枚《梧桐双兔图》 局部。/Wiki art
反过来，从农业文明的视角来说，野兔出没可不是什么好事。东晋末年，“民间园圃皆生蒿棘，狐兔游聚”（晋王嘉《拾遗记》卷九）。因为荆棘灌木丛中才适合大量野兔、野鸡和狐狸生存，但农民看到这景象可不会觉得这是绝佳的狩猎场所，而是会惋惜田园荒芜。
因此，大体上，自从汉帝国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天下之后，狩猎文化就渐渐衰落了。帝王沉迷于巡狩被视为“徒事争游戏之乐”，司马相如《上林赋》就谴责皇帝“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相比起土地产出，这些猎物实在价值并不高。晋张华《博物志》卷一说到“西北之人食陆畜”，“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膻也”，这话反过来理解，也就意味着兔肉其实有点膻味，“东南之人”是吃不惯的。
在欧洲，贵族打猎往往也不是为了猎物本身，考虑到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猎物的价值实在少得可怜。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是一名伟大的猎手，曾猎杀超过3000头牡鹿，“尤其以自己为捕捉野兔的技巧做出的改进为傲：助猎者呈梨形编队，将所有野兔驱赶到他所在的方向，让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比其他猎手收获更多猎物”，他当然不是为了将野兔拿来卖钱。
纪录片《了不起的兔子》截图。
英国的大多数郡直到18世纪中叶都流行猎狐，因为狐狸具有“明确的优势：常见；被正式认定成害兽，所以任何人都能杀死它且不受惩罚（也没有罪恶感）；具有迅速、狡猾、耐力出色的特点”。这些特点和野兔非常相似，狐狸虽然皮毛有用，但不可食用，奥斯卡·王尔德因此嘲弄：“英国乡绅撵着狐狸策马飞奔——没法儿夸的人全力以赴地追捕没法儿吃的东西。”
打猎中的英国人。/Wiki
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实在无法理解猎兔有什么意义，因此从中古以后，猎兔日渐成为一种边缘化的活动，比如在草原游牧民族中：“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史记·匈奴列传》）在唐代胡化的河北范阳，有一位秀才卢霈“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北宋初年，辽降将室种曾抱怨洛阳城郊“园林水竹交络翳塞，使尽去之，斯可以击兔伐狐”，在当时被视为笑谈，但可见在武人眼里，“击兔伐狐”才是人生至乐。南宋时仍有一些武人不时以此为乐，陆游入蜀，在襄阳道上遇到数十骑军人在郊外打猎，“获狐兔，皆系鞍上，割鲜藉草而饮”。
狩猎文化衰落后，直至隋唐时期中国人才开始饲养家兔，此时兔子不再是猎物，而是为了获得其皮毛或肉食，例如制作兔毫笔。很自然地，此时人们注意到的不是兔子奔跑迅速，而是毛色洁白了，一如北宋诗人欧阳修在诗作中写的，“君家白鹤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
到今天，兔子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已逐渐单一化，但如果你也在意生态保护，可能又会喜欢上野兔。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说的：“不管发生怎么样的革命，兔子和鹧鸪一定可以永存，像土生土长的人一样。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
散文家苇岸曾被问及自己最喜欢的三种动物是什么，他列出了麻雀、野兔和毛驴，因为他说，“我不太喜欢强大的、色彩鲜明的动物，而较偏爱卑弱的、颜色与土地贴近的动物”。是这样，野兔其实就是我们普通人。
